原文提要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有关中国在新经济秩序中所扮演角色的所有讨论中，人们很少关注其在科学和“新领域中的未来贡献。中国在其大学与研究所里干些什么，将对世界其余国家产生深刻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去年对中国创新政策的回顾显示出，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中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政府、企业界和科研部门加大了对科学与工程学的投入，在相互合作方面也变得更加娴熟。
国家研究与开发项目支出自1999年以来以20%左右的年率递增。有关纳米技术的出版物数量，中国仅次于美国。1985年，大约7.5万人在美国和中国学习工程学。到2004年，美国这方面的人数为6.5万，而在中国则将近42.5万。
这种迅速的发展及其所要求的个人、机构与政策方面的变化来之不易。许多重大挑战依然存在。仅1999年一年，高教系统中的新生人数就增加了50%左右。录取人数的两位数字增长一直延续到最近。大学的合并、学科的发展以及建立分校，使得管理这一增长的难度增大。这造成了保证学术质量和兼顾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新问题。从1998年以来，北大等主要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注资，以图改善研究绩效，使之达到世界级水平。一项政策问题就是究竟要把哪些大学包括在政府的大量投资范围内，以开发世界级大学。最初的看法是要包括9所大学，但其数量目前已经增加到24所以上。
大学里的研究人员面临着新的期望。鼓励他们与产业界建立联系，寻求产业赞助，并建立高科技公司。虽然由于救职工们认识到具有市场判断力的好处，大学里的风气焕然一新，但是挑战在于建立产业界认为有吸引力的、但却使大学能够继续以其核心使命为重点的、新型的产学关系。
人们越来越多地批评说，大学体系对科研商业化的注重使之偏离了产生和传播知识的使命。清华等主要大学正在探索新的战略。例如，它们把范围广泛的副业活动合并由一家控股公司指导。
在2008年7月24日《自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来自清华大学的薛澜(音)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研究人员是否会受西方研究模式的吸引而分心。他说，精力集中于在为数有限的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对于研究中国的问题和向中国受众传播研究成果是有害的。
政策的协调仍很困难。中国有一个科学技术部、一个教育部，和一个权力和影响力很大的国家发改委。有关各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1998年以后实现企业化的2000多个工业研究所的相对贡献的讨论仍在继续。
决策者正在领教把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同政府对策融为一一体是多么困难。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近几年受教育的大量新的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问题将会出现。公司的研究预算将被削减。而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改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保障。中国的政治讨论提及“和谐发展”。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性，要求进行具有广泛内涵的发展，以克服社会和地区方面的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
中国20年来经历的科学与创新方面的变革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必须以新的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应付这些新出现的情况。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在国内和国际合作中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将对全球范围的科研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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