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抗议欧洲列强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拒绝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主权，中国学生走向街头示威。从北京开始，示威扩大到全国，并召唤了一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加入。
在某个层次上，他们的愤慨指向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派遣10万劳工服役于战场，条件是凯旋之时，所有德国在华租界都将归还中国。结果，1919年4月的凡尔赛和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包括青岛在内，割让给日本，完全无视早前对中国的承诺。
从更深层次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慨，是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为中国人无法摆脱过去，像日本那样进行现代化而产生挫折感。虽然经历了1911年走向共和的革命，中国仍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列强的轻蔑是中国自身已然腐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别平等、反对黄色文化、强调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学与技术。这种精神灌注到了国民党和五四几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商界领袖和报刊的主人也加入给予支持。很多报纸开始引进副刊，谈论在动乱中的新文化。这个传统时至今日，仍在《联合早报》继续存在。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反响，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都有他们的支持者。当他们在中国斗争的时候，在新加坡也发生了斗争；当他们在中国团结抗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也团结起来，给予支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把新加坡视为中国战场的延伸，因而导致了灾难性的“肃清”（即大检证）悲剧。
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人民行动党终于在同最初结盟的左倾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得胜，引领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然后在1965年全面独立。
经过90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了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
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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