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开端的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了惊心动魄的90年，而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世纪历程，仍然在继续着。
“五四文化”之新，就在于其前所未有地开拓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的意识范畴和思维格局。大部分中国人都熟知一个叫作“井底之蛙”的寓言，却不料想在文明大变革的转折关头，应验到自己头上。
本来，以中国之大，物产之丰，历史之久，似乎是天下无敌的。但自19世纪末起中国开始遭遇来自西方文明的综合冲击与挑战，幷不断重复屈辱和失败，这迫使中国人真正地开始正视外界，反省自己。
在走过器物层面的模仿学习，甚至社会功能的部分变革后，中国社会终于认识到心灵和文化之大，才是真正推动和改变一切的。这样，历史的崭新起点和爆发点终于聚焦到1919年的5月4日。
“五四”时期除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之外，还有一个经常“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费女士” （Freedom，自由）。自由这个东西的确比较含混一些，许多人错误地把自由与无法无天、无道德、无政府对等。实际上自由所指的是中国历史各阶段，甚至包括在所谓汉唐及康乾“盛世”都没有企及的一个微观具体文化目标：即普通人的基本生存，发展和法制权利。
“五四运动”虽然旨在推进“新文化”，但其视野其实依然受到历史的相当局限。在过去90年里，从思维和行为层面更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却是另外两员“超越五四”的新文化大将：康大哥（Competitiveness，竞争）和马大叔（Market，市场）。
竞争是什么概念？在争取国家独立解放阶段，叫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世界舞台和国际博弈上，叫作“实力里面出主权”，在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就叫作“发展才是硬道理”。“康大哥”唤起中国逐步告别传统中的迂腐，琐碎和内耗，在世界强国之林挺起脊梁。
而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起飞，更是弥补了“五四”专注于上层建筑的革新，却忽视了经济基础、手段，和模式的升级换代。
“马大叔”的功绩在于解放、发挥了生产力，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更全面的综合发展平台。
中国要专注地继续朝前走，而不是动辄受到左右极端力量的牵制干扰，就必须破解对“偏极力”的迷思，而努力去铸就崭新的“合力”——中心与偏极力量的综合。
从历史教训来看，导致对“偏极力”的依赖主要是源于社会上层的狭隘，中层的软弱，下层的涣散。由此，培养目标高远、善于博弈的精英阶层，加强社会中层的实力和稳定，引导下层营造合理合法的强悍，才能催生一个强大的“中极合力”，在超越“五四”中去充分实现“五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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